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德育工作，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战略，学术界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剖析智能时代、“双减”政策及新课程改革为德育课程、学科德育、德育评价、社会情感能力等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努力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为我国德育事业的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一是深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于立德树人的系统研究，是伴随党和国家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开始的。十多年来，研究者围绕“立德树人”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实施难点、实践策略等开展研究，拓展了“立德树人”的内涵和外延，为其落实机制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案。2022年度，围绕“立德树人”的理论研究立足习近平教育思想，在内涵、问题挑战、实施路径等方面继续拓展新成果。在内涵方面，学界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新时代立德树人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对立德树人的内涵、地位进行了阐释。在问题挑战方面，学者围绕全员立德树人的参与不足、合力欠佳，全程立德树人的力度不均、链接不紧，全方位立德树人的协同不够、融合欠缺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在实践路径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立德树人的引领作用，推进立德树人上层建筑架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立德树人提供坚实的教师队伍；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学科德育的落地实施。

二是全面理解智能时代的德育。伴随国内学界关于网络等信息技术对德育的影响的讨论，到2012年前后智能手机、网络资源的运用受到德育研究者的关注，尤其自2018年始，智能时代的关键要素（人工智能等）对教育尤其是德育的影响研究逐渐兴起。2021年作为数智化时代元年，推动各领域的智能化、数字化，其对德育的作用逐渐深入。2022年，围绕“智能时代的德育”形成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德育评价等主题，并召开首届“智能时代的德育”学术研讨会。首先，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方面，卢岚认为应将智能技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衍生部分，通过剖解思想政治教育、符号与场域之间的矛盾与共生，来获取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再造与有效资源调配，使其互动时能发挥嵌入、赋权与辅助的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人工智能，有助于其教学理念、教学活动、教学评估更具合理性。其次，在智能时代中道德教育面临转向问题方面，学者主要就道德教育内容、形式、教师道德开展研究。在内容方面，冯建军指出，人工智能在为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潜在的数字伦理风险和人际伦理风险；在形式方面，智能时代的德育活动容易脱离学生及其环境中的动机、情感和主观能动性的加工过程，具有陷入形式主义泥潭的风险，沈光银、尹弘飚基于具身哲学的一元认知观，从道德学习是全身心的、主体间的、活动性的互动建构的角度，提出了具身德育的身体主体性、互动建构机制和活动课程形态体系；在教师道德教育方面，学者们认为应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从他者形塑走向自我形塑，注重构建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最后，在智能时代的德育评价方面，学界认为中小学德育评价亟需依托人机协同的参与性和能动性、技术思维的函变性和实效性、人机耦合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与多模态数据的梯度性和发展性进行智能化变革。

三是“双减”政策赋能德育创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的多轮减负行动，虽催生了减负视阈下的德育研究，但并未引起学界重视。2021年施行“双减”政策后，研究者一方面认识到其为德育实践带来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机遇，但仍面临传统思想观等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关注到闲暇德育以及通过理论与实践研究将德育融入其他学科内容等新问题。例如，章继钢等认为，“双减”有利于学校德育的新发展，如争取了时间、拓展了空间、凝聚了合力，有助于培养具有道德关怀能力的人，但同时提出新挑战，如要从更高的站位、更新的视野、更实的角度来审视学校德育工作。为此，学者们努力通过理论与实践研究将德育融入其他学科内容，真正实现五育并举。例如，蔡剑英、许云平、唐未兵等学者从智育（如语文、数学等）、音乐、体育等学科，为新政策下的德育融合提出思路。

四是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引领作用。学界在研究中基本澄清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关系、内涵要义、实践路径等，使得课程思政源流、内在机理、理论框架、方法论体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2022年度关于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从内涵与功能上进行突破，构建一体化课程思政体系，开创课程思政评价新局面。

在课程思政的价值方面，研究者肯定了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是高校思政工作深入发展的新高度，是课程质量提升所应追求的新维度。在课程思政的内涵方面，研究者指出课程思政突破了“思政课程”在课程设计、教育队伍、教学资源等方面的窄化，认为要厘清其与各学科课程的关系。在课程思政实现路径方面，研究者强调高校要在深刻认识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明确课程思政的理念内涵的基础上，形成广泛共识，提升教师能力，优化教育教学体系，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五是新课改背景下指向核心素养的学科道德教育。自20世纪末，学界便开始讨论学科中渗透道德教育的合理性、方式等问题，从各个学科视角探讨道德教育的可行性。在新时代，随着新课标的落地，在学科中落实核心素养成为学科道德教育的新趋向，学界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厘清新发展格局下学科德育的内涵、价值、方式等内容。新时代，基于新课标加强学科核心素养培育，学科德育是学生德育的重要渠道。首先，理应明晰学科德育的学理性概念定义。例如夏正江借鉴赫尔巴特“教育性教学”内涵的阐述和学科的划分，认为学科德育是各门学科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属性，不同的学科对学生“道德性格”的形成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其次，要深刻认识学科德育的地位和价值。学者从教育总体发展层面和学校德育层面纷纷进行了概括。最后，要系统理解学科德育特点。阮云志、周静等分别从内容、方式、实施过程三方面对学科德育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六是通过政策和学校实践系统培养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引介自国外的社会情感能力在十余年前便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在当时的研究中主要聚焦社会情感能力的介绍、价值探讨、对学业成就、学校管理的影响、培养策略等。作为德育的有力抓手，2022年度学界开展大量本土化的实证研究。例如，在社会情感能力对学生学业成就与身心成长的影响方面，张静通过对860名中学生的追踪分析了学生的智商、人格特质与学业成绩的复杂关系；杨佳奇等指出以往的横断研究不能证实学生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及社会情感能力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交叉滞后分析揭示了社会情感能力、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在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方面，徐枝玲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教师评价中引入社会情感教育内容是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的关键，有利于降低教师的离职倾向。在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机制方面，张亦梅等基于对OECD学生社会情感能力调查项目在中国苏州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与师生关系、学校归属感都显著正相关，与学校焦虑显著负相关。刘争先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社会情感能力对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减少学生问题行为以及提升学生学业成绩等方面均有显著影响。

七是以信息化手段推动家校社德育评价联动。学界在广泛探讨了大数据的即时性和持续性促使德育方式变革，分析了技术的盲目使用和过度介入会诱发多重伦理风险等问题。例如袁文娟、邹太龙等指出，大数据技术在增强德育评价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的同时，也会滋生多重伦理风险。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原则导向下，学界针对家校社德育实践分化与背离倾向的实践之困，聚焦数字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扩大与统整德育时空资源等问题进行了开拓研究，认为德育需要从“有限德育”走向“开放德育”，扩大德育时空资源，注重教师德育专业化的引领作用，完善以“沟通关联”为特征的家校社德育实践的协同共育机制。

在德育改革实践中，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将德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主题进行了德育创新改革，报告共选取了48个优秀实践案例进行介绍。案例覆盖了大、中、小、幼全学段，覆盖了普通、职业、特殊各类学校，覆盖了地方政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各主体，形成了具有可操作性、可复制性与可推广性的探索总结。典型案例学校和单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法治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劳动教育、德育一体化建设、中小学学科德育、高校课程思政、“三全育人”模式、五育融合、师德师风建设、主题班会育德为主要内容，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活动，形成了方向正确、内容完善、学段衔接、载体丰富、常态开展的德育工作格局，呈现出了“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实践创新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