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辉（1958— ），男，浙江江山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和教育政策比较。

引用格式

徐辉.当前国际高等教育改革若干理论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评论，2024，19（01）：3-19.

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呈现规模巨大、分化加剧、挑战严峻的总体格局，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面临一系列迫切的改革需求。回溯历史，德国、英国、美国大学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积累了重要历史经验。展望未来，任何高等教育改革均要回应追求最佳管理体制，最佳大学组织，最佳教育教学，最佳科学研究和最佳社会服务五方面基本理论问题。

关键词：国际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改革；基本理论

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总体格局，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规模巨大，二是分化加剧，三是挑战严峻。按马丁·特罗的说法，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再发展到普及教育。如今，高等教育普及化已经成了一个主要趋势，许多国家都已进入普及化阶段。1975年美国率先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2019 年达到 51.6%，正式迈入普及化阶段，最近数据表明已经接近60%。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呈现出时间短、进程快，超大规模、政府主导、计划发展等相关特征。在全球范围来看，2022年有数据的195个国家中，已有42%的国家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像韩国等一些国家的数据已经超过90%。从宏观角度来讲，规模巨大可以说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基本态势，表明其社会需求量大，全球的人才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但从问题角度来讲，普及化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多年来人们注意到全球许多国家都对高等教育现状表达出不满。高等教育面临一系列迫切的改革需求。

举几个例子。若干年前我在西班牙访问时，在街头巧遇大学教师**游行，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工作量增加过多，第二是**收入有所减少。在法国，学者们也议论，法国大学在各类国际大学排行榜中已经远远落后。此外，法国高等教育综合化和产学研一体化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这些都是法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德国面临的问题我们后面再说。对研究世界高等教育的学者来说，欧洲这种情况可以说司空见惯。这背后的实质性问题还是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的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至于美国，一方面美国大学发展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另一方面竞争残酷并善于自我反思和批判的美国大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各种校内外的**。**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各种社会热点问题都在美国大学得到反映。从高等教育自身问题看，许多问题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但至今没有解决。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表了《博耶报告》，列出本科高等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如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脱节，高等教育目标模糊混乱，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精力分散，课堂教学照本宣科、墨守成规，校内学术生活与校外社会生活严重脱节等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有些问题还在不断恶化。

如何看待高等教育普及化与面临一系列挑战的关系？有一个重要观点值得我们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学会生存》曾经提到20世纪国际教育出现的三个“第一次”现象，大家可能记忆犹新。第一个“第一次”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教育先行”，即“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同学们请注意，这种现象也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重要经济社会背景。第二个“第一次”即所谓的“教育预见”，指的是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在我们国家，上述两种理念已经转化为我们自己的语言表述，即“教育优先发展”和“教育面向未来”，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指导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想请大家特别关注的是报告提到的第三个“第一次”，即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有些社会开始拒绝制度化教育所产生的成果，或者换句话说，社会开始拒绝使用大学毕业生。这是一个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严峻挑战，一方面人们欢呼高等教育大发展和普及化，为高等学校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而高兴，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都在犯愁如何解决大量高等教育毕业生失业（也就是说被社会所拒绝使用）的问题。这个现实政策问题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课题。是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学毕业生失业的严重社会问题？《学会生存》报告指出这是由于各种发展失衡所带来的后果。那么如何避免各种发展失衡，特别是社会需求、人才需求与教育需求之间的失衡？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暂且把话题转向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问题。高等教育追本溯源，不忘初心，对于深化高等教育的改革，激发高等教育的创新，是很有意义的。坦率地说，大学治理领域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重大创新成果了，大学治理改革与创新已经进入高原期。新的改革与创新令人期待。

一、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

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曾经提到，大学其实是有本质内涵的，他说：“假设我们可以打碎现有的大学，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建之，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呢？我们不会把它们都建成一样的——都像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或德国的。但不管留有多大余地以考虑民族传统或民族性的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弗莱克斯纳所持的是古典大学观，与经典自由教育大学观一脉相承。古典大学，这里主要指英国和德国的古典大学，包括后来居上的美国老牌大学，对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和传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

先来看看英国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古典大学的历史贡献。在座各位都学过高等教育史，即使还没有来得及学，也不会对牛津、剑桥这两所大学感到陌生，毕竟人家是12或13世纪的存在。比它们更古老的大学也有，如法国巴黎大学，但要说影响最大的中世纪大学，非这两所英国大学莫属。它们的特点，也是它们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贡献，第一就是学院制。这种学院（college），往往和我们一般人理解的不同。我们一般人认为大学的学院，都是分学科的，要么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要么医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但人家牛津、剑桥的学院不按学科分，在各个历史时期成立的学院都是综合性的，不能说什么学科都有，但也是多学科的。牛津、剑桥大学的学院制在我们的大学体制中没有可比性，但在世界上影响很大。据说哈佛学院就是根据剑桥大学的学院模式创建的。但哈佛大学只有一个学院（college）,它是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所在，其他都是进行专业（profession）教育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学院（schools）。剑桥大学里现有 30 所学院（college），本科生1.2万人、研究生将近1.1万人、教师在1.2万人左右，都分散在这30所学院中。这些学院的特点是“自立门户”，做到自立、自治、自足，它们是学生和教师学术和生活的综合性活动场所，是师生们的“家”，是身份象征。

牛津、剑桥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二个历史贡献，就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导师制（tutorial），这一制度与学院制密切相关。这种导师不同于现在我们熟悉的研究生导师，也不同于我们大学里的辅导员。弗莱克斯纳曾经说过，牛津剑桥大学本科教育中存在的导师制，是大学里最有效的教育关系，这是有道理的。导师制与学院制紧密结合，相互共存。剑桥大学前校长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 曾经描述过这种情况。他说19世纪以前牛津大学的教学制度，就是一位导师对其所选择的学生负责培训三年，全部课程都是导师一个人讲授的，他的品德和人生观在课程当中显得十分重要，导师跟学生生活在一起，一起探讨，一起上课，师生关系甚至比父子关系还要亲密。话说回来，这种导师制虽然效果非常好，但也不是其他大学能够简单仿效的，其可迁移复制的可能性较低。除了传统授课方式难移植外，此项制度的施行所要付出的代价与成本也很高，老师和几个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开始就几乎需要天天一起生活，以前过一种宗教生活（培养牧师）还好说，世俗化之后就很难。此外这种制度对导师的要求非常高，导师要教授多种课程，每天和学生在一起进行学术探讨，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物质成本是巨大的。这属于精英阶段的精英教育，少数精英学生与精英教师一起生活、一起成长，进行牛曼（Newman）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教育，培养的学生自然是属于精英阶层。这种精英教育强调“Man，not the book”，意思指的是它注重育人，而非知识多少，教育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社会真正需要的精英和领袖人才。

英国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第三个重要贡献是创建了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简称OU）。很多人关心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但主要关心精英型大学和学术型大学。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不全面的。牛津、剑桥的确培养了许多精英型人才，诺贝尔奖级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但从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贡献来说，英国开放大学似乎也毫不逊色。1969年英国开放大学的创建，对世界影响很大，全世界的开放大学都是在学习英国开放大学的基础上建成的，包括我国最早的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当年邓小平同志在同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交谈时，希思曾建议他借鉴英国开放大学。之后，在邓小平同志亲切关怀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应运而生。

不要小看开放大学。我们现在对开放大学的研究还很不够。今天不是深入探讨开放大学社会功能的合适机会，但我强烈建议大家关注这一类大学。传统大学培养精英人才，英国许多首相、议员、**官、将军、顶尖专家学者，都出自牛津、剑桥。但21 世纪的今天，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社会不仅需要大学培养精英人才，也需要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不仅要满足传统大学的学术功能，还要满足日益高涨的社会需求。换句话说，高等教育要打破精英传统的束缚，更多地承担起推进社会正义和教育公平的职能。大学不再是学术“象牙塔”，而是社会公器。英国开放大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拥有20万学生，以前要为20万学生（不少是国际学生）提供高等教育学习机会是十分困难的。面对如此庞大的学生数量，要保障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传统大学不想做也做不到。英国开放大学提出了四个开放的理念，即人员开放、地域开放、思想开放、方法开放（open to people、open to place、open to idea、open to method），代表着一个高等教育新类型的崛起，对推动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英国开放大学在很多方面与传统大学是不一样的，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其中71% 的学生是在职或者是半在职学习，大学给学生提供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机会。在开放大学里有 25% 的学生是来自欠发达地区，甚至最贫困的地区，体现了开放大学的包容性和公平性。另外，有32% 的学生年龄在25岁以下，学生越来越年轻化，体现了开放大学不仅是区域的全面开放，更是人群的全面开放。现在英国开放大学还有 37078 位残疾学生在学，说明开放大学的创建使得社会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大幅增加。在我国，很多人只知道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规模巨大，世界第一，但不知道托底的正是国家开放大学，其所承担的任务光荣而艰巨。目前国开系统在册学习人数有数百万人之多，占了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十分之一。

（二）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德国对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贡献。德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贡献，也可简单概括为三点：一是赋予大学科学研究职能，二是将大学教与学的活动与研究结合起来，三是博士研究生制度的形成。顺便提一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也有很大影响，但那是属于职业技术教育培训领域的创新与贡献，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前面说过，英国古典大学重视自由教育，重视以育人为根本。但不是说英国古典大学没有科学研究，否则牛顿等人的科学研究就无从解释。但大学以科研为核心职能，以科学研究带动育人，应该说是德国大学开世界高等教育之先河。这些年国内有关德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很多，同学们可以仔细学习思考。大致说来，德国从19 世纪洪堡改革开始，逐渐形成将研究作为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洪堡认为：“人的最高天赋就是他的精神，就是人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以及把所认识的东西连贯地予以表述的能力。人越是使用这种能力，越是发挥这种能力，就越加臻于完善，他自身的价值就越大，他的人的尊严和质量也就越高。一个人把他的一生献给这样一种认识，他就获得了美德，获得了道德方面的完善。”在洪堡的理念里，个人的完善不是通过简单的知识教育来获得，而是通过研究的过程取得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洪堡的观点，用一句英文精简来讲就是——Man，not the building，意思是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大师，而不是建成多大的学校，大师指的是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集大成者。英国讲“Man，not the book”，德国讲“Man，not the building”，其实二者的核心都是人，只不过育人模式差别很大。

德国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第二个贡献，就是尊重学术自由，主张教学与研究统一。这是德国古典大学改革里面的核心理念。德国古典大学（例如柏林洪堡大学及哥廷根大学、耶拿大学等）所享有的学术自由，包括教与学的自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教授可以自由决定研究与讲学的内容，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听课教授，自由转学。举个简单的例子，德国古典大学时期涌现出诸多伟大哲学家，像费希特、马克思等，都在著作中提到他们读大学的时候是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一生可能读过好几个大学，也很难说毕业于哪个大学。德国的大学相互之间距离太远，有名的大学也不多，教学自由比较容易实现，包括入学自由、学习自由、转学自由，最后选择的毕业方式也是自由的。教师也是自由的，可以选择短期在某一所大学讲课，之后转去另外的大学讲课。德国古典大学的学生毕业是不确定的，比如费希特的第一年是在波尔塔寄宿学校，之后去耶拿大学求学，再后来到莱比锡大学就读。马克思也是转了几所大学学习，由此可见，德国古典大学时期的学生不是追求学校的名气，更多的是追求学校的好教师，跟着喜爱的教师而转学，他们明确知道自己追求科学知识，需要的是学术以及科学研究，和在哪里接受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概括起来说，用研究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统一起来，在研究过程中实现人的价值，是德国大学的独**献。

德国的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三个贡献是博士研究生制度。如今，美国大学的博士生教育制度最初也是借鉴了德国制度。今天全世界大学都实行博士研究生制度，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层次，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才可能进行。大学本科教育层次，除少数顶尖大学外，已经不可能像当年德国古典大学一样实施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换句话说，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是传统精英大学的特点，在承担大众化和普及化功能的绝大多数高等院校身上，很难见到这种特点。即使在今天的德国，古典大学的特点也在退化，高等教育发展也面临很大的问题，导致当前国际形势下德国的大学慢慢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主要原因是德国现在不再那么重视学生主体，对学生需求不是很关心。另外，因为德语语言小众化的问题，现在德国大学在全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体系里面比较落后。

（三）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

美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贡献也很大，这里也简单谈三点。第一个方面是大学教学制度的创新与贡献，即实施“选修制”和“学分制”。以前，欧洲的大学不认可美国的“选修制”，认为这冲击了老牌欧洲大学的教学传统。在英国传统大学里，老师跟学生一起生活，师者如父，教师是家长，学生是孩子，老师陪学生一起成长，所以学生学什么在很多方面是由老师决定。老师是学有所成的学者，负责且有水平，但是这种教学制度安排，学生没有选课自由权，课程体系内容欠丰富。美国哈佛大学选修制度出台之后，高等教育的特性彰显比较明显，即美国非常重视学习者的个性要求和学习主动性，重视学习者之间的竞争。后来人们对美国的选修制度的评价出现两极分化，一极认为美国的大学给予了学生充分发挥个性的自由，认为适当的学生自由选择权有利于提高学习自主性和竞争性，最终有利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水平；另一极则认为美国的大学像一个“超市”，学生到超市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学生选择权太大可能会损害教学质量，因为你无法阻止“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出现。反对“选修制”的人认为学生的眼界和管理者的眼界，以及大学教授的眼界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到底什么是最适合学生学习的？学生应该要学哪些知识，发展哪些能力？学生自身能够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吗？在争论过程中，美国发明的“学分制”选出了平衡的策略——将课程分组。高校将知识领域和课程安排进行分组，在每个组里面，规定哪些是必修的，哪些是可选择性学习的，学分制的基本原理是将欧洲的导师制与美国的选修制进行协调平衡，汲取两种制度的优点，避免两种制度的缺陷。实际工作中是否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则是另一回事。学分制形式上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教学效果差别很大，这里就不细说了。

美国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二个贡献就是“通识教育”。美国大学为什么要实行通识教育？说法很多。有人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就是欧洲大学实施的自由教育，其实这是不对的。简单来说，欧洲自由教育与职业培训相对，美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对。自由教育与通识教育都着眼于“育人”，这是它们相通之处；职业培训和专业教育着眼于“做事”，在于掌握技能和专业能力。这些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历史传统和相互差异，今天不展开细说。但要注意的是，欧洲中等教育传统实行分科或者分轨教育，学术教育在中学和大学预科就已经开始，到大学教育阶段，可以集中精力进行专业教育和学术教育。欧洲从中等教育就开始进行选拔，甚至从小学开始进行选拔。英国的中学最早从小学就开始有着独立学校的制度，具备单独一套自主进行选拔的制度。德国是从四年级之后就开始选拔进行教育分流，也就是说德国的学术教育很早就开始起步了，所以学生早在中学阶段就完成了美国所讲的通识教育。而美国高中教育讲平等，不实行分科、分轨教育，到大学阶段马上进行专业教育分科细化，不利于学生成长。所以美国本科教育实行四年制，而英国大学本科教育实行三年制。美国教育整体上比较崇尚机会平等，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开放性和欧洲非常不同。为了体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特性，提供学生更多的教育机会，在中学阶段大部分中学都不强调选拔与分流。因此，与欧洲学术性中学比较起来，美国中学毕业生的学术准备和知识准备都有所不足。通识教育既是一种价值观教育，也是一种知识和学术补偿教育，为后面的专业学习打下更全面更充分更扎实的基础。

美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第三个贡献，特别重要，就是首次赋予大学以社会服务的职能。英国古典大学教育重视导师制，重视教学（teaching）；德国古典大学重视研究（research），强**学与研究统一；而美国大学更进一步，强调服务（service），所谓大学职能，即为teaching，research和service。不是说欧洲大学没有社会服务，古典大学都重视知识传播的职责，许多学者都曾走向社会进行演讲，传播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但从总体上看，从历史上看（如赠地学院和硅谷的兴起），把服务职能上升到大学基本使命和主要功能之一，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独**献。

美国高等教育既有特点，也有优势，更有问题和挑战。这里简单介绍博克曾经讲过的美国大学的基本特点、优势和问题所在。美国高等教育的特点就是自主性高，竞争激烈，适应性强，开放度高并且鼓励创新。美国的高等学校，尤其是精英大学，面对社会变革时反应很快。美国高校的权力也比较分散。在大型管理体制中，如若管理层次太过冗杂，会对管理效率造成阻碍，而美国高校权力分散的特点比较好地解决了反应效率的问题。各种学院，包括文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神学院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管理，学院的权力下移，相对分散，能够及时应对社会各种需求、有效控制自身管理。在学术权力和管理权力分散的情况下也有一些问题，如出现专业和课程设置市场导向强于学术导向，高等教育价值观过于势利的问题，导致什么时尚就追求什么的情况出现。

二、高等教育改革五个基本理论问题

现在我们回归讨论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不难发现，任何高等教育改革都会涉及五个方面：追求最佳管理体制、最佳大学组织、最佳教育教学、最佳科学研究和最佳社会服务。古往今来的高等教育改革都离不开这五个方面。当然，具体展开来，可以研究探讨的问题就非常多了。

（一）最佳管理体制

首先，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体制十分重要。高等教育历史悠久，涉及的布局问题、结构问题、分类问题，往往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国情不同，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也非常不同。上世纪60年代英国发表的罗宾斯报告,就是要解决英国自治的大学与公共的高等院校承担不同发展任务的问题。美国的研究性大学、州立大学、文理学院、社区学院，都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应运而生，历史上看不出在国家层面有什么统一的发展规划，但它们各司其职，竞争有序，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模式。

要问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最佳的，可能难以获得公认的答案。但管理体制如何进行分类与分层管理，还是有讲究的。许多国家都已经明确了高等教育的分类与分层，但是我国还不明确。我国每年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数据非常简单，主要统计了我国有多少高等学校，每年招生人数以及毕业人数，高等教育的总规模，看不出高等教育是如何进行分类与分层的。如果你问学者或者官员，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怎么分类与分层的？你得到的答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究其原因，是我国现在还缺少一个权威的分类与分层标准。社会上招聘人员，大致问的是你毕业于985还是211院校？但这不是权威的高等教育分类与分层标准，无论是211院校，还是985院校，还是现在的双一流大学，都只是国家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战略举措，不是为了管理进行的分类与分层。从管理属性来说，我们有“央校”（类似于“央企”），其中绝大部分是教育部管理的直属高等院校，也有其他部属院校。但我国高等院校绝大多数是地方高校（类似于地方企业），以省属高校为主，但也有地市管理甚至县级管理的高等院校（后者主要是职业技术院校）。如果按学科性质划分，可以分为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和单科性院校。如果按层次划分，有本科院校（其中又有单纯本科院校，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院校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院校）、专科院校（《职业教育法》修订后，职业教育按类办学，职业院校也有专科层次，本科层次甚至研究生教育层次）。按办学性质划分，有公办院校、民办院校，还有小众的中外合作办学性质的高等院校。高等教育管理到底如何协调各种属性，形成一种比较科学和便利的分类与分层模式，应该是高等教育宏观管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美国虽然没有国家层面的分类与分层模式，但大家也都公认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与分层模式。这个模式比较简单，注重的是分层，如研究型大学（根据研究水平和博士生培养规模再分一类和二类）、博士学位授予院校（也可细分）、综合类院校、四年制本科院校、二年制院校、其他特色院校等等，大家可以上网看看，比较简单，一目了然。此外，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中还有一个问题，建议同学们认真关注。就是国家行政力量、学术文化力量和市场经济力量对大学管理的影响力。克拉克（Clark）认为美国大学传统上主要靠市场力量，意大利大学靠学术传统力量，解体前的苏联大学主要靠国家行政力量主导高等教育管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具体不在这里展开。

（二）最佳大学组织

第二个问题涉及最佳大学组织问题。大学组织与企业组织一样，虽然不能说谁家是最佳的，但大家都在追求最佳模式。但大学组织与企业组织最大的不同，可能是大学组织太过于稳定，变化很少，与企业不断创新组织模式不太好比。究其原因，也许大学组织的超稳定模式比较适合大学教学与研究活动。如同教会组织，多少年来也非常稳定，没有听说什么组织创新。组织形式是为组织使命服务的，从这一点来说，大学组织模式与教会组织模式接近，与企业组织差别很大。

放眼全球，大学组织基本是三级结构，大学下面设学院，学院下面设学系。也有不少大学更加简单，大学下面或者设学院或者设学系，形成两级组织结构模式。这是以学科门类和知识体系来进行分类的，以适应科学发展和知识进步。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育人之目的。此外为了适应科学飞速发展，头雁大学会不断产生和外挂各种研究机构，比如高等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等，都属于这一类。这是为了大学研究的发展。

克拉克认为，学术组织有三个特性。它首先是围绕着学科基础来进行高度整合的，其次是强调组织方式的扁平化，最后是基本目的具有一定模糊性。大学的知识有其特定的属性，不是什么知识都能进入大学，它必须是高深的学问，它强调专业化、自主性、开放性以及积累性。

大学组织是综合性好，还是多科性甚至单科性好？是小规模好还是大规模好？是多校区好还是单校区好？企业界曾经有过崇尚小规模（small is beautiful）的说法，这种说法适合大学组织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大学改革与发展比较崇尚综合化大规模，专科学校想升格为本科学院，本科学院想升格为大学，单科院校想办多科院校，多科院校想办综合大学，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非常复杂，这里暂且不论。但就组织形式来说，不一定规模越大越好、综合性程度越高越强。

我看了一下今年世界大学排名榜，在2023—2024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榜上，前10名中，既有剑桥大学（排名第2）、牛津大学（3）、哈佛大学（4）、斯坦福大学（5）、新加坡国立大学（8）等综合性大学，也有麻省理工学院（1）、帝国理工学院（6）、瑞士联邦理工学院（7）等多科性院校。再看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大学排名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榜，情况也差不多。名列前茅的既有综合性大学，也有多科性院校（不一定非用大学名）。反观我国，如在2023年软科排名中，前几名是清一色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没有一所冠“学院”校名的。其实再把这个名单拉长也一样，保留学院校名的还是进不了前百名。

说到大学组织形式，我想给大家提一件往事。大约40年前，我的研究生导师王承绪教授开辟了与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育学院的学术交流活动，同时让我抽时间研究一下这所大学的组织独特性。经过研究我才知道，这所大学是英国20世纪60年代冒出来的所谓“新大学”之一，在跨学科组织院系教学方面独树一帜，颇有特色。后来我的研究论文对这所大学的独特的教学组织形式进行了分析，并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上。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科学界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就是发现了遗传密码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个研究成果对生物学和生命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位研究者是写过《双螺旋结构》的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另一位是剑桥大学物理学家克里克。他们的研究成果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对他们的具体研究成果不太懂，但我发现他们的跨学科研究对苏赛克斯大学的成立影响很大。苏塞克斯大学早期的创建者信奉跨学科研究，认为科学是不能被整整齐齐地分割为一块一块界限分明互不相干的学科领域的。科学是一个整体，时代证明，最激动人心和最富有意义的科技进展毫无意外就是在传统学科的交叉点或叠合处取得的。

苏塞克斯大学既没有模仿牛津、剑桥的学院制（college），也没有采用其他大学的学系制（department），而是另辟蹊径以跨学科理念为指导，采用了我称之为“学群制”（school of studies）的模式。现在40年过去了，尽管这期间苏塞克斯大学学群制也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但注重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学习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没有变化。

苏塞克斯大学的学群，许多人觉得难叫，还是称之为学院。但这种学院，绝不是我们常见的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艺术学院、计算机学院、外语学院之类的单学科性质学院或多学科性质学院。这种组织模式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里找不到类似样本，所以理解起来比较难。苏塞克斯大学现有10个学群，以“媒体与人文艺术学群”（School of Media，Arts and Humanities）为例，它下面设有的学科包括“美国研究”“艺术史”“戏剧、剧院和表演”“英语语言与语言学”“英语文学与创作”“影视研究”“历史学”“人文艺术”“媒体，新闻与文化研究”“媒介生产与影视制作”“现代语言与英语教学”“音乐学”“哲学”。把这些相关、相近的学科设在一个学群下组织教学，我们的院校很难做到。可以想象，在这种学术土壤里学习的学生，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应该比较开阔，跨学科研究的成果，无论是研究方面的还是教学方面的，也比较容易产生。

（三）最佳教育教学

高等教育改革第三个问题，涉及的是最佳教育教学问题。这个问题相较于前两个问题难度就更大了，评价也更加不一样。每一个学者和学生眼中的最佳教学都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或者公认的标准，只有各类教学或课程评价。社会上最简单的评价方式是看这所大学或学院培养人才的历史记录，现在也多了各种补充方法，如看毕业校友评价、在校学生评价、各类雇主评价，等等。但大学不是商业，不能完全看“客户”评价，特别是以满足在校学生要求为基础的学术评价或课业评价，往往都会导致降低学术标准的后果。

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曾经将大学生分为四种经典类型：一种是休闲型，一种是职业型，一种是学术型，还有一种是叛逆型。休闲型学生把大学当作度过美好青春的地方；职业型学生把大学当作毕业后找一份好职业的场所；学术型学生爱好学术，以追求学术使命为目标；叛逆型学生则喜欢各种社会活动甚至校内政治。这四种类型的大学生在所有大学里都存在，并且有的学生可能既是学术型的也是叛逆型的，既是休闲型也是职业型的。19世纪，英国皇家督学报告曾经批判过牛津、剑桥学术风气的堕落，使大学成了一些纨绔子弟的逍遥场所。在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学术型人才比例比较高，一方面进大学学习的上层社会阶层子女比较多，他们不会为面包求学；另一方面，大学也以推进学术使命为原则，都希望一代又一代大学学者后继有人，创造灿烂辉煌的学术文化和科学成果。因此学术型人才是大学最宝贵的人才。

今天的高等教育社会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仍然是学术组织，但学术功能仅仅是其一个方面的功能，它不能再办成象牙塔，也不能成为学术精英的象牙塔。大众化和普及化时代的高等院校，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学生就业培训场所。在大学里，传统的数理化、文史哲传统学科不再具有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相反，经济类、金融类、工程类、外语类学科日益吃香，因为它们能够为毕业生提供更加诱人的就业前景。各类大学课程设置，也更注重就业导向，因为绝大多数学生读大学都是为了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学术使命不是人人都能够承担的，它既需要天赋才能，也需要经济条件。

近期，纽约大学有一位 84 岁的化学教授，叫梅特兰･琼斯，因课程太难，考试要求比较高，最后遭到纽约大学解雇。修习这位教授课程的八十余名学生中，只有少数人通过了课程考核。学生联名给学校管理层写信说，该教师的课程对学生升学与就业造成了障碍，申请解雇这位教授，后来学校真的解雇了他。这个事件很典型，说明大学的学术目标与学生的就业利益发生了正面冲突，最后学术目标败给了就业利益。这件事情让我们从事教育研究的人思考：大学到底是为什么存在？大学的根本使命是什么？同学们也可以好好思考这个案例。这是触及大学教育本质的问题。

在学生就业压力下，一些大学的教育观发生了扭曲，不敢严格执行学术标准，更不用说按学术标准进行合理淘汰。以前的大学生要在学术跳高比赛中跳过1.3米才能毕业，现在高度已经降到80厘米，人人都可以不助跑就跨过栏杆。我看到过一份材料，英国大学的相关数据显示，在所有排名中顶尖大学前20所淘汰率较低。第一学年结束后，剑桥大学学生继续学业的比例为98.3%，转学率为0.7%，离校率为1%；牛津大学的相应比例分别为98.2%，0,1.8%；其他排名靠前的大学，继续升学率最低也在95%以上，离校率最高也不超过3.4%。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英国排名倒数的几所大学淘汰率却非常高，最低的转学率在7%左右，退学率占到18%左右，加起来就将近25%。从学科角度分析，不同学科的淘汰率是不一样的，计算机专业淘汰率最高，超过10%，广告、农业、艺术、建筑、商业等专业淘汰率也比较高，超过7%，而医学、历史、语言等专业相对较低，淘汰率不到4%。大学现在普遍面临两难境地，既想要良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声誉，又想要良好的毕业生就业率，在学术标准与就业压力之间走钢丝。什么是最佳的教育教学？就是既能够维持高标准学术要求，又能够保持高标准的毕业生就业水准和社会声誉，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大学管理层的努力远远不够，必须将压力向下传递，同时把学术权力下放，增加院系的学术自主权。为什么大学需要扁平化组织管理，道理就在这里。

（四）最佳科学研究

高等教育改革涉及的第四大问题是最佳科学研究问题。没有一所大学不希望多出研究成果，出好的研究成果。这就涉及如何拥有最佳的研究团队，建立最佳的研究组织。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没有好的研究团队，研究组织就成了空壳子、空架子；而没有好的研究组织，好的研究团队也无法生存。美国的基础性研究组织大都设在大学里，大学是主要的基础研究机构；而欧洲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基础研究一部分在大学进行，另一部分在国家研究机构里进行。我们国家类似于后者，大学和科学院系统都承担基础研究任务，基本上两分天下各占其一。至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企业也发挥重要作用。在宏观层面追求最佳研究组织布局，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战略问题。这方面研究成果很多。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曾在2011年发表过一篇影响较大的文章，指出以前思想家名扬世界，尤其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有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美国神学家）、丹尼尔·贝尔（美国社会学家，其著作对美国政治经济有很大影响）、贝蒂·弗里丹（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卡尔·萨根（美国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等人。报道说当今在西方世界，人们的思想似乎变小了，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在乎思想。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日趋式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令人深思的大思想，如果不能很快转化为金钱，其内在价值就微不足道，结果造成产生这样思想的人和传播这样思想的出口越来越少，尽管现在有互联网。大胆的思想几乎已经过时。报道指出的这种现象有一定道理，令人深思。

此外，人们看到，如上世纪前半叶，诺贝尔奖获得者如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不只为他所研究领域的人所熟知，社会上许多人都对他有所了解，但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即使在相关研究领域，都不能算人人皆知。诺贝尔文学奖就更不用说了。20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挪威的一位作家，可能世界上许多文学教授都没听说过此人。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学科分支迅猛增加，学科分化愈加迅速，大学的专业也越分越细。就像宇宙大爆炸之后各个星系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分散一样，知识星系之间的引力也不断往外扩散，边界不断向外延伸，相互之间引力越来越弱。****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难出“大思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信息量爆炸与增长，一个人一天会耗费许多时间阅览各种各样的信息，其中大部分信息都是无用的。

看了一下最新诺贝尔奖官方网站，颇为感慨。统计数据显示，迄今一共有 621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1915年布拉格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只有25岁；海森堡193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1957年获得物理学奖时，都只有31岁。反观如今，诺贝尔奖依旧每年都会正常评选，而每年公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年龄越来越大，并且单人获奖的比例越来越低，这说明在现代社会，原创性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现越来越难。这个问题从大学研究组织模式的角度，值得深入研究。

（五）最佳社会服务

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追求最佳社会服务。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应该做最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看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科技成果转化非常重要，但不能理解为社会服务的全部。例如，我们要特别指出，今天的大学，服务于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教育公平，这也是一种大学服务。美国大学在招生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一场非常有名的官司：在教育机会有限的前提下，应该把入学名额给白人学生还是黑人学生？在这个问题上，大学已经不仅是一个学术组织，也成了一个社会公器，承担着推进教育平等和社会公平的义务。2012年《参考消息》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说2011年18岁的荷兰姑娘弗兰西斯·范海德虽然成绩合格，但由于报名人多，没有抽中自己喜欢的医学专业，只能屈就去学法律。事实上，荷兰大学一半名额的学生根据成绩来进行录取招收，剩余一半名额是根据报名者抽签结果来决定。这是很有意思的。它把公平与质量两个目标捏在一块来考虑新生录取。这种招生方法看起来比较公平，它不是全部按照成绩排名来招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弱势群体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其实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全世界顶尖大学也都宣明自己的办学目标包括追求教育公平，特别强调排斥一切的种族歧视、妇女歧视、残疾人歧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价值导向。

但是不要认为，大学服务于社会公平公正是一种绝对原则，尤其对私立大学来说，维持生存和高质量声誉乃是首要前提，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推进教育公平等社会正义目标。举个例子说，哈佛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无论它采取什么补偿措施，高收费仍是事实。如2023学年，哈佛学院的学费高达52659美元，加上保健费、膳宿费、服务费等杂费，总计高达76763美元。在其他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收费标准各不相同，收费最高的是商学院，一年73000美元，收费最低的是神学院，一年30000美元。无论如何，这些收费标准都是相当高的。虽然哈佛大学提供的教育质量水准很高，但是为有钱人服务也是一个事实。当然，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许多私立大学，也都为出身贫寒的优秀学生提供各种助学金或贷款，还提供各种兼职工作机会，有的大学兼职工作总援助率可以覆盖所有有需要的学生，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

（本文根据徐辉教授在厦大教育研究院学术例会上的报告录音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阅。)